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考察调研对口援助工作

由于要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因果关系的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过滤作用，但此部分的说理论证在裁判文书中基本缺失。

法国虽然也有长期中央集权的传统，但近年来却授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治权。这是地方财政自主权能够真正科学、规范、良性运转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义。

从重要上讲，承认规则是一个最终的规则和最高的规则。在中央立法确定一定基准税率的基础上，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税率调整权和税收减免权，授权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是否开征某项税收。三、我国地方财政自主权基本构造的补正 在根据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我国地方财政自主权权利结构的补正应当结合中国国情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地方居民对地方公共财政的参与热情不高，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公众参与制度不够完善的原因。[4]吕世伦主编：《西方现代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未来随着房产税的立法推进，地方政府可能会享有一定的税率调整权、开征及停征决定权等。作为知识分子精英代表，特别是主政一方的地方父母官，地方官员往往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把中央政府制定详细的法律制度当作一种治民之道、驭下之术，呈现出很强的工具主义特色。[14]参见宣晓伟：《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制的认识和评价》，《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6期。

地方自治的权利内涵则是指地方政府或地方公共团体自治权利不受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侵犯的法律特征，它属于地方自治（自主）单位作为法律主体对外的法律属性。可见，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作为权利主体参与其中的博弈或协商程序，更缺乏相应的权利救济和权利保障机制。目前地方政府规范意义上的非税收入主要由政府性基金、政府规费、国有资产及国有资源的收益等三部分组成。四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均未把税收立法权下放给地方政府，除非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特别授权。《办法》指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一个品种，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

[11]刘旺洪：《国家与社会：法哲学分析范式的批判与重建》，《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正如有学者所说：由于缺少法律的规范性约束，中央政府在财政权力划分上处于绝对的优势，故而形成了以中央政府的需要为主导进行动态调整的财税体制。[29]参见前注[28]，胡伟文。在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内，我国没有普遍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因而没有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规范概念，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规范概念有先天缺陷，但规范意义上的地方财政自主权依然存在，尽管地方财政自主权更多的是以事实上财政自主权的面目呈现的。

联邦主义是指：一个同时具有中央和地方决策过程的政府部门，通过它提供相关公共服务水平的选择，基本上根据相关辖区居民（以及其他可能涉及经营活动的人）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决定。[30]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利用专门法的形式或者通过地方参与中央立法程序，规范和调整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和争议。同时，求仁的心志伦理支配公共领域导致公与私边界不清，也无法在这个领域实行严格的法治。[28]参见胡伟：《财政民主之权利构造三题》，《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

它也具有高度自治性、服务性和法治性，是市民社会中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也是利益集团参政议政的组织。其次，要加强相关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律制度的落实、督查、监督和法律责任追究，要坚决查处和果断追究那些胆敢视法律规则为玩物的中央及地方主政负责人。

在中国求仁传统下，由于人生意义的实现是在此世的，因此秉持这个传统的知识阶层并不像救赎和解脱传统那样成为宗教人士，而是直接与官僚阶层相结合，成为士大夫与士大夫政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阶层。（三）地方财政民主制度的完善 我国《预算法》第13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大对预算的审议、监督制度。

罗兰德等学者称中国是财政联邦制行政组织法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县辖市问题 对于城镇化的当代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发〔2014〕4号）指出：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当然，在确认这一点的同时也要明确，作为一种城市类型的镇具有其特殊性，否则《宪法》就不会同时使用城市和城镇的用词。由此，从城市功能的视角来看，市与镇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制度鸿沟。进入专题： 新型城镇化 县辖市 镇级市 。在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当更加谨慎同时也更加积极地面对发展道路的多种可能。

因此，《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方式其实是承认了镇作为城市的可能性。市可直接管辖区、县，但也不直接管辖乡、镇。

镇本身就应当是拥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地域，这种认识的表现之一便是对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混用。他将自己的抱负和未来投入其中。

比如有观点就认为：大量出现的地级市，导致了我国地方行政区域的实际架构是四级制，即省、市、县、乡四级，某种意义上讲是违宪的。在这个意义上，县辖市能够成为民主与自治的直接载体，成为塑造与维持现代公共生活的重要单元。

对县辖市尝试的回应，应当着眼于《宪法》的价值和规范体系，在地方制度、行政区划、经济社会发展、公民自由权利等多重目标的框架内，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16]本质上，市等同于城市，只不过市作为地名的后缀，更方便指代行政区划及其级别。[8] 朱光磊、何李：《从竞争到伙伴：中国市制改革的政治逻辑》 ，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在行政级别配置上，衍生出副省级市和副地级市。

此外，还有第三个方向，即某些镇被其所在的县市吸收，成为该县市政权的组成部分，比如改为地级市下辖的区、改为作为县区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成为社区。（3）县级市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应予取消，取消之后的县级市可以称为省辖市，也可以改回为县，取决于其城市化程度。

[9]而从法律上，通过上级政府的授权、委托、交办和机构延伸等形式扩大经济强镇的管理权，存在着责任认定上的困境，因为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直接授权，这些权力转移的行为就属于行政委托。城市一词的构成表明，它是一个能够保障频繁的交易活动的安全、稳定开展的区域。

在制宪和历次修宪讨论中，也很难找到有关市乃至行政区划的专门讨论。副省级市从计划单列市发展而来，副地级市是省直管县（县级市）改革的产物，二者并非正式的行政区划，主要功能在于提升城市的行政级别，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

能够确定的是，镇改市应当以镇为基础，设置具有明确且独立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市，即行政市。所谓区划逻辑，即按照省—县市—乡镇的三层结构建立国家政权机关，对统治空间进行纵向划分。第2项规定中央、省、县所辖的市。此外，《宪法》第97条在规定人大代表的直接和间接选举方式时，还使用了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的表述。

由此，城市获得发展的动力，而居民也获得民主的训练。《十三五规划》首次在法律意义上明确了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的两个方向：一是赋予其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即强镇扩权。

与其说是代管，不如说是为了回避违反《宪法》而作出名义上的变通，其实是市辖市的暗度陈仓。市作为一种地方单位，不宜完全以行政等级作为资源分配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

[22] 郁建兴、李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构——基于浙江省县乡两级政府扩权改革的研究》，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20]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4页。